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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花卉崇拜现象的文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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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的万物一直遵循着物我互化、相生相克的规则，植物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生物之一，它们与人类生活密切相连。早在屈原的楚辞中就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手法，取香草的芳香美洁之意以自比，也进一步引喻那些具有美德善行的人。出现于各类文学作品中的花卉崇拜现象，不仅是自然规律的反映，还在原始宗教崇拜和古代社会民俗史上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1 花妖作怪及惑人

在早期的原始思维中，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和花卉精怪现象的独特展示方式，使人类表现出普遍的恐惧与敬畏心理，这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便是作家用魔幻的方式结构出的花卉精怪故事，通过故事的神秘性与离奇色彩折射出一定程度的世情人心，这便形成了文学作品中很多花妖作怪或花妖惑人故事的原型。追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较早提及花妖作怪现象的大概可以推举《史记》。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曾提到“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本应在夏季开花、结果的现象发生在了冬季，这便是花妖作怪现象的早期记载。《左传》宣公十五年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的说法也印证了古人对花木异兆现象带来的奇异变化早有察觉，并将之视为妖物作怪的结果。

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作怪或惑人的花卉异兆现象始于唐朝。《古今笔记精华录》卷二十二《唐宫牡丹花》一篇记载，“唐王仁裕间，天宝遗事云：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碧，暮则黄，夜则粉白。昼夜之间，香艳各异。帝谓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讶也”。宋代《醉翁谈录》中《碧芙蓉为异》一文也记有唐元载的芸辉堂中“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某日“忽闻歌声清响，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这种花卉非正常生长、变化的方式被人们视作一种异兆。

自然界中的绝大部分植物都是“以春而荣，冬而瘁”，这是植物的正常生长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太平广记·梁生》卷四百一十七讲述梁生家的后园有十几棵梨树，“时值冬日，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梨树在寒冬季节开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这个异兆现象直接预示了下文“后月余，梁生父卒”的故事结局。无独有偶，小说《红楼梦》中也出现了以同样的方式对故事进行谋篇布局的例子。第九十四回中“怡红院里的海棠花本来萎了几株，也没人去浇灌他。昨日宝玉走去瞧见枝头上好像有了骨朵儿似的。人都不信，没有理他。忽然今日开得很好的海棠花，众人诧异，都争着去看。”海棠花的非应时而发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这照应了后文九十五回中元妃薨逝和宝玉疯癫的情节。作者预写家族临危的情节，用花妖作乱为下文埋下伏笔，巧妙的构思暗示了情节的发展脉落。在很多作品中，花妖现象成为事件发展的伏线，以其出现的怪异预示出人意料的情节转变，在小说的整体布局中起到过渡衔接的作用。

花木的生息盛衰与时运的变化息息相关，任意生灭便会被人们打上异端的印记。花妖除了以作怪的方式降临人类社会带来不祥征兆外，还经常幻化成人形偷偷降临人间，引诱或迷惑人类。《夷坚志》乙志卷第十九《秦奴花精》写刘 “夜宿僧舍，遥闻山中呼刘二官人（自己）”，经土地神查明，原来是的故妾秦奴化作花精所为，乃做法术以灭之。《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一十七的《刘皂》也记有刘皂“夜至灵石南”，遇一人，“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后来听说“邑南夜中有妖怪”，且有人看到一株类人形状的蓬蔓披着青袍，才知道自己所遇的并非劫匪，而是花妖在夜间作怪，扰乱人类。后来，人们将蓬蔓焚烧，其妖遂绝。明陆灿《庚巳编》中的《芭蕉女子》中冯汉于夏日夜晚看到一个自称焦氏的女子，“绿衣翠裳，肌质鲜妍，举止轻逸”，汉“挽衣将执之”时，女“绝衣而去，仅执得一裙角”。“明视之，乃蕉叶”。后来发现其与庭院中所种的芭蕉叶子的断裂处相合，才知道是芭蕉幻化作人形作怪，“遂伐之，断其根有血”。

虽然人们对花卉异兆现象持有普遍的恐惧心理，但对于这种犯上作乱、迷惑人类的花妖，人们一旦认清其本质，便决不会采取一味姑息的态度，而是毅然决然地将其拔除或连根焚尽，以防它们再次兴风作浪，危害人类。这种态度与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除妖斗魔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的反映。